心理卫生中心开展4月份“阳光天使(临床心理工作者）”心理督导活动

内容摘要：　社会治理法是有关社会治理活动的各种法律规范之总和。

社会治理法是有关社会治理活动的各种法律规范之总和。

日常生活中的反思和理解能力能使人们清醒地意识到，义务的自觉遵守和自觉履行为日常生活所必需，最符合人们的正常思维并且也最有效率。若债务人不履行义务，债权人除了责任制度予以补救外别无选择。

只有政府及其官员尊重权利为道德权威的时候，个人才会予以同样的尊重。前者之义务是当事人自甘承受的，后者之义务是所有人普遍接受的。这亦反映出，无论是义务人积极的自愿履行义务的行为，还是消极的违反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的行为，都是其意志自由的体现。私人制度与公共制度在很多情况下作用互补，从而在社会中形成一个均衡。拉伦茨曾对把义务定性为依靠制裁手段强制履行的观点提出过批评。

[4]（P113） 哈特在区别义务与其他几个容易相混淆的概念时也首先强调义务可以自愿发生或设定的特点。履行时能够相互提供协助。这个法院对在华美国人、被美国殖民的菲律宾的美国（属民）乃至（在某些案件中）从未涉足中国的美国人行使司法管辖权，其裁判标准则包括美国独立之前的英国普通法、一般性国会立法、哥伦比亚特区市政法典以及阿拉斯加领地法典（包括其中在阿拉斯加以被废除者）。

在全球化的时代，实力均衡是国家保持主体性和各国之间建立主体间性的物质条件。但络德睦的主要分析对象是美国的法治输出战略，是没有殖民地的殖民主义[3]，这种战略并不把东方作为客体，而是试图把它建构为一种新的主体，作为美国追随者的主体。[11]此后，中国应对列强压境、实力悬殊的策略经过了器物之变－中体西用、制度之变（变法、立宪）和文化之变（新民－新文化运动）等几个阶段的发展。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

注释 [1] 斯威夫特著：《格列佛游记》，张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pp.155-168. [2]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Penguin Books, 2003, p.xiv. [3] 络德睦著：《法律东方主义》，魏磊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p.207。这种方法的意义和潜力在第三章讲述公司与家族的故事中展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在对西方法律制度的理解上，我们也缺乏深入到具体制度之生成机理和历史逻辑的研究。这部剧集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揭示了智能人觉醒这种老掉牙的科幻片主题，更揭示了另外两个维度的问题。实际上，比较的目的主要在于认识自己。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属于村集体，而不是村民个人。

1902年，德国著名法学家耶利内克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与国际法的论文，他在其中指出，与土耳其和日本等东方国家不同，中国没有承认起源于基督教欧洲的国际法，也从来没有按照国际法来主张自己的权利，所以国际法上的礼让（comity）不能适用于中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则积极影响并参与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在社会主义中国，单位在很长一段时间充当着家族的替代物，照管个人的生老病死，成为伦理经济中的基础主体。但络德睦认为，中国亲属法在历史上发挥了现代公司法在当下所发挥的许多功能，（p.63）其中包括现代公司法最核心的功能，即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和管理者的信义义务。

[17]随着美国法学家们制度自信和知识自信的增强，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美国比较法的黄金时代也就成了昨日黄花，学习比较法和外国法变得不再重要。东方原本是无法的（lawless），而西方是法治的发源地，制度文明的先进，是中国效仿和追赶的目标。

伴随着苏联的解体，这个位置一直虚位以待。中国必须被征服、被改造，然后才能获得国际法世界的准入证。

如果我们放弃对法律教义的执着，就会发现，在一种功能主义的意义上，亲属法和公司法有很大的相似性，在很多时候可以相互进行功能替代。由于他们对自己研究对象的性质和运作机制毫不了解，也丝毫不感兴趣，所以提出的方案丝毫无助于国家治理和民生福祉。立法事业，为今日存国最急之事业。[19]相比之下，那些遵循西方的计划者们所设计的乌托邦蓝图的国家却失败了。作为后起的殖民帝国，美国很巧妙地利用法治和人权话语瓦解了欧洲列强所建立的世界体系。本文原载于《人大法律评论》2017年第一辑 一 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虚构了一个格拉多科学院，这个科研机构中的专家学者们凭着自己的奇思妙想做着各种古怪的试验，提出着各种改良自然、社会和政治的方案。

出于冷战和对外输出制度影响的需要，中国法等外国法课程和法律与发展、宪法设计等为指导第三世界法制建设工作的课程应运而生。反观美国，公司法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着亲属法的特制，比如公司的人格化、管理者对股东负有的信义义务、体现父权主义的强制披露条款等等。

在这种场合里，人便从他与国家的关系中抽身而出，终能在这种退隐中，使他自己从俗世政府的权力下解放出来。二 实力差距是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遭遇时彼此的第一印象。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更作为欧洲（乃至世界）的拯救者重塑了国际法体系，主导了联合国的建立和《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21]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p.47. [22]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p.1. [23] George Jellinek,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Law, 35 American Law Review 56 (1902), p.62. 进入专题： 东方主义 。

由于现代性起源于西方，西方各国基本上都是按照本国社会、经济、人口、观念的变迁节奏来调整法律制度，自生自发的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种节奏和顺序的描述。由于现代化过程会改变基本的社会结构、动摇传统的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模式、动员起原本嵌入在家庭村社中的个人，所以，正如亨廷顿所言：现代性产生稳定，现代化造成不稳定。尤其是与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关联最为紧密的民法，基本上被来自于德国（中间抑或经过日本和台湾的中转）的概念和原则所占据。[16]从1960年代之后，美国主导的一系列的国际机构（比如世界银行）则资助和引导了法律与发展话语的生产和推广，把建立美国式的法律制度作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国际援助的前提条件。

但安东尼•霍普金斯爵士饰演的整个新世界的最初创造者福德博士却在主人的程序中植入了一种病毒，即想入非非（reveries）。（p.157）数以亿计的中国人都成了不会游泳的鱼，等待掌握了西法之学的法学家们来教鱼游泳。

[13]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和完成，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逐渐掌握了不仅可以征服印第安的武力，还拥有了迫使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文明古国屈从的实力。提到这一点并不是要跟西方国家比差，而是为了带入一种历史感。

及见洋人之势力方炽，则膏肓之症，着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可得矣。这个自我东方主义的维度是萨伊德的作品中没有系统分析的，也是络德睦的主要学术贡献。

一是这里的智能人其实有其真实的历史原型，这就是被西方文明世界殖民的新大陆和东方。若非如此，则强者为所能为，弱者受所必受。[5] 实际上，尊重一个国家既有的文化传统，认为法律不能人为设计出来，更不能由一个国家强加给另一个国家，是从柏克到黑格尔的一系列保守主义思想家的共识。以下引用该书只扩注页码。

《法律东方主义》中译本的意义不在于帮助我们用美国人的自我批判来批判美国，而在于提示我们迈向具有中国主体意识的认知立场，一方面更好地认识自身，另一方也更深入地理解西方。（p.1）对于中国在改善总体民生福祉、消灭贫困方面成就，很少有人会表示反对。

络德睦极富洞见地指出：在今天的中国，存在着将规范性的儒家自我、社会主义自我及自由主义自我诸层面结合在一起的主体结构，并由此超越了国家－单一个人的简化的公私二分。[4] William Shakespeare, Romeo and Juliet, edited by G. Blakemore Evans, update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6.9, p.133. [5] Winthrop D. Jordon, The White Mans Burden: Historical Origins of Rac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6] Edmund Burke,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p.136. [7]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 王造时、谢诒征译，商务印书馆，1936，p.499. [8]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 王造时、谢诒征译，商务印书馆，1936，p.211. [9] Tzvetan Todorov, The Morals of History, translated by Alyson Water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48-49. [10] 教鱼游泳（enseigner les poissons à nager）本是一则法国谚语，被冯象教授用来形容我国的普法事业。

（p.198）虽然官方表述中一般会在法治之前加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定语，但在立法和司法层面，却极少看到对中国本土资源的援引，许多法律人离开了来自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权利、自由等概念便不会说话。而在西方，个人是最基础的法律主体，其他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都是个人通过契约自愿结合的结果。